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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滴滴与新网银行合作涉及的“技术输出”是否达到上述程度仍未可知。从长远看，技术输出是一条更具想象力的路径，但短期来讲，其对盈利的贡献度仍旧有限。公开数据显示，不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京东金融，目前支撑其利润的最大来源仍是消费信贷业务。此外，以滴滴合作的新网银行为例，与大量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合作，并着重把“科技”作为自身定位。前述业内人士认为，如果银行在大数据建模、精细化运营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对互联网公司的依赖度可能会降低，而没有太多机构愿意为一个简单的导流方付费。

不过张建梁认为，大量的运营成本和对客户进行精细化管理，并不是银行所擅长的。也正是因为种种微妙关系，包括滴滴在内的互联网玩家在自我谋求牌照上并未放松。“毕竟监管具有周期性，而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并非没有风险。”一位新金融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在此前被寄予厚望的支付业务上，去年4月收购的一九付仍未投入实际场景应用。据一位支付领域消息人士透露，两方团队仍在融合之中，预计5月会进行相关内测，并且支付方式肯定是面向C端的。“虽然无法挑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但通过促销返利等手段，再与理财信贷产品打通，收割一大批滴滴生态内用户也并非没可能。”不过，这对尚在亏损的滴滴来说又将是一笔不斐的资金投入。

可以说，天弘余额宝是中国老百姓理财的启蒙产品，为普通老百姓打开了一扇理财的窗，依靠服务“长尾用户”，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一大货币基金。天弘基金方面表示，随着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也逐渐树立了理财观念和理财意识，天弘余额宝的客户范围已经遍及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1亿以上的客户来自农村。而且更深远的意义是，余额宝也引领了传统金融的客户边界和业务边界的拓展，其成功实践具备良性的行业带动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公众企业、地方国企董秘群体中女性占比下降。从上市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的女董秘占比最高，达到35.54%，较前一年度提高8.17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的女董秘占比最低，为21.05%，但较前一年度也有近7个百分点的升幅。相比之下，公众企业、地方国企中的女董秘占比逆势下降。其中公众企业的女董秘占比为25.79%，下降了4.08个百分点；地方国企董秘群体中女性占比为23.76%，较前一年度的23.85%略有降低。

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飞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本案的索赔条件为：于2016年4月6日至2017年8月9日前买入公司股票，并在2017年8月10日之后卖出或仍持有而亏损的投资者，但最终索赔条件仍需以法院认定为准。

会计师因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负有责任，而承担刑责的并非没有先例。2003年9月，银川中级法院做出判决，对震惊资本市场的银广夏财务造假案承担审计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加荣、徐林文，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并各处罚金3万元。